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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先贤

浏览次数:4730 信息来源:黄山区仙源镇 发布时间:2018-10-26 09: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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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好友孙觌

孙觌(1089~1181)字仲益,仙源岘村人,五岁家塾启蒙,少隽颖,能经文,为其父好友苏东坡器重,悉心指教。稍长大,一直发愤读书,学向赅博,才识优良。大观三年(1109)登进士,授中书舍人(执掌制诰,撰拟诏旨)位高实虚职。建炎四年(1130)因年轻气盛,性格狷介,不肯与一些有劣迹的胥吏同流合污,对其中少数为非作歹之人具柬以劾,得罪上官,被谪贬职。绍兴六年(1136)高宗赦还复职。升擢临安(今杭州市),后调平江(今苏州市)知府。因其政绩赫然,对朝廷忠心可鉴,其职务不断提升:进左朝奉郎、充龙图阁待制(掌管皇室御制文集、曲集图画等,相当于今国家档案局长)、户部尚书。但终因性耿直,不善人际,口无遮挡,爱发议论,不讲情面,常授人以柄,旧怨未消,新恨又结,遭众口攻讦,其职务一贬再贬,后竞斥谪一州知事。遭贬后孙觌竟能安于其区区七品之位,仍忠职敬业,其胸怀涵养,实使民众感泣。数年后任满,其隐姓埋名居太湖二十余载。兴隆一年(1163)孝宗朝深悉孙觌学识、才干和胸怀,且秉性忠诚,洞察官场弊端内幕,命其编撰奸相蔡京及宰辅王黼勾结叛逆事实,奉存史馆,他不负圣望,如期完成调查编撰之任复命,深得孝宗好感。孙觌一生忠王勤政,恪守朝纲,表里一致。任中虽屡遭奸佞之士攻讦诬陷,恨之切齿,但仍为诤臣挚友所敬佩。其任满归里后,许多同僚、好友如:朱守道、胡交修、向子湮,叶梦得,胡松年等皆与友善,经常来往。晚年,与宋代哲学家、教育家、朱子理学创始人朱熹(字元晦,号晦庵)交谊甚深,常在一起切磋学术,辩析义理,曾陪同朱熹偕游狮山,并在摩崖上镌刻“秀阴”二字,意取“佳木秀而繁阴”之义。

孙觌文思敏捷、才情超人,自号“鸿庆”居士,一生文章颇多,著有《鸿庆集》、《内简尺牍》、《宋诗钞言》等。作词赋有“谢户部尚书兮表”、“龟潭”二首,“寄胡密枢”五首。

孙觌享年九十二岁。


2、南宋进士孙楙

孙楙,字德操,宋代桂城乡西隅图人。少负隽才,诗文远近闻名。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孙楙年及二十五岁,恰逢春榜动、选场开,他决心赴京赶考。他选择好吉祥日子,收拾琴剑书箱,带上仆人准备启程,亲戚朋友都前来饯行,并把他送出南门外登上去京城临安的官道,祝愿他能金榜题名,衣锦还乡。

孙楙辞别亲友,一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好在太平县离临安不算遥远,行了七八天便来到京城,在贡院附近寻了一间客店住下。因离考期还有几天,孙楙只在店中看书。一天午间,孙楙书看累了,踱步散心在店门口,忽见一个先生,手持“测字算命”的招儿蹁蹁而来。孙楙见是算命先生,心想此次来京赶考不知前程如何,卜算一下结果也好,省得心烦。想着便招呼算命先生上前。算命先生近前打量了一下孙楙,说“解元莫非要测字算命么?”孙楙点头称是,便请入房中,一边吩咐店小二看茶,一边请先生坐下,报上自己的生辰和姓名,写下“楙”字。算命先生掐指算了一会儿说:“解元大造化,能遇木而发,命中可遇二木,可致富贵;但是遇金而损,矛为金,幸好含于木中,暂无大碍,待二木去后,解元到时要小心才是。”算命先生还进一步告诉孙楙说二木者即是当今天子赵构和当朝宰相秦桧,此二人皆为木名,可使解元富贵也。孙楙闻言大喜,边忙重谢了算命先生。过后转念一想,算命乃是虚言,不足为信,遂安心看书不提。

过了几天,三场考试已毕,等到黄榜出来,孙楙果然得中进士,被授为福建安福县令。后又改任绩溪县令,由于孙县令所到之处大力兴学崇文,均税省讼,百姓安居乐业,政声远播,不久便被升任池州通判,历真州通判,被提拔为郢州知府。郢州即是李白《朝发白帝城》诗中的江陵,当地出产一种叫荻草的特产,孙楙任知府时天遇大旱,荻草无收,百姓无力完交科赋,官府催科又急,民怨沸然。孙知府下访各县,勘察灾情,体恤民贫,决意带头捐俸,为灾民完交科税。在他的带动下,府县官吏纷纷效仿,顺利地完税交赋,百姓一片感恩戴德之声。消息传到京城,高宗皇帝龙心大悦,下诏召孙楙晋见,当廷褒奖。

召见时高宗夸奖说:“天下有恤而办,有不恤而办,卿所谓恤而办者也。”意思是天下当官的人有同情百姓痛苦而办事的,也有不同情百姓普痛苦而办事的,你是属于那种能够体恤民情而办事的人啊!高宗还和孙楙谈论了如何才能公正严明的事,孙楙回答说:“廉生公。”又问如何才能廉洁,孙楙回答说:“俭生廉。”孙楙的回答赢得了高宗皇帝的称赞,就派他去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太平州(即今繁昌、芜湖、当涂一带)任知府。孙楙到任后不负圣恩,在任上大力精简官员,凡事亲自过问,勤政爱民,太平州让他治理更加富庶,更加太平。

过了几年,朝廷又改派他到温州任知府,温州多山近海,地情十分复杂,由于前任是秦桧的亲信,孙楙到任后发现府学中还有祀奉秦桧的生祠,马上下令将其拆除,同时清理积案,为百姓伸冤平讼。上任不到一年,地方宁清,百业兴旺,一片平和景象。当时正在讲学的大理学家朱熹听到孙楙为官廉明,称赞孙楙说:“爱立而教明,古良吏也。”

后来秦桧死去,高宗也退位,宋孝宗上台,任用韩侂胄为宰相,急功求成,冒然准备抗金北伐,召孙楙入京任秘书阁修撰,参与军国大事而招祸,被迫致仕归里。归里以后,孙楙常对朋友说起当年在临安应试算命一事,叹道:“人生莫过于时也、命也,命中应有自会有,命中未有莫强求,此言真不差唉!”

《宁国府志》列孙楙为名臣。


3、一代文士汪文龙

汪文龙,字济卿,元代桂城乡南隅图人。年及二十,即举茂才(相当于秀才),被任为旌德、铜陵文学掾(即教官,相当于明清的县学教谕),由于他循循善导,造就后学颇有绩效,升任为常州、湖州、沿山等州教授,后以临安主簿致仕归里。汪文龙工诗文,精韵律,他的诗文被当时的诗文大家欧阳原功、虞伯生、揭曼硕所称许。

欧阳原功,名玄,原功是他的字,出生湖南浏阳,为宋代欧阳修的后人。欧阳玄中延祐进士,善词文,通理学,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虞伯生,名集,伯生是他的字,江西崇仁县人,曾任集贤殿修撰,主张精选学官,很看重汪文龙,并提拔他当州学教授,虞是元代诗文大家。

揭曼硕,名傒斯,江西丰城人,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能诗善文,与虞集齐名。

通过以上介绍,可见汪文龙在当时是何等的出名。当时的礼部尚书汪泽民把汪文龙比作汉代著名学者伏胜,非常推崇他。汪文龙居家常以诗书为乐,并自号“东山云友,”徜徉山水以怡情。他编著的《韵书撮要》成为当时士人的必读之书。汪文龙去世后,家人收集他的诗文和著作,编成《汪友云集》以传世,开仙源诗文著作与研究之先声。

汪文龙诗文现今无一以存,无法领略其优雅风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其从弟汪珍的现存诗文中窥其豹斑。如汪珍《石床峰》诗:“拟约闲云宿上方,峰头老树挂斜阳;仙翁何处归来晚,风撼松花满石床。”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力构思和描述石床峰顶的风光,韵味优雅而悠长,浪漫豪放不亚于李白的诗境。又如其《题孙逸夫堂》诗:“柘林烟润茧行丝,荷荡水香鱼弄絮;山居青春如过客,白日属闲人迓庐。”诗中描写山居生活非常优雅细腻,恬然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优美流畅可与杜甫的诗比美。礼部尚书汪泽民非常佩服汪珍的诗文逸致隽秀,称汪珍为南山先生,但远不及对汪文龙的评价,可见汪文龙诗文造诣之深。


4、五马坊下忆著名知府赵象

仙源城南有个地名,叫五马坊,原来这里树有两座高大牌坊,坊名就叫五马坊,是皇帝敕建纪念清正廉洁的知府赵象的。唐宋以来,从南门桥起一直往南,逐步形成了一条大街,名叫中市街。明清时期,这里都是鳞次栉比的人家,一直延伸到103国道。姓氏大小有十多个,最大的就是赵、胡两姓。在明朝弘治(1488~1505)后期赵家出了一个人,名叫赵象。

赵象,字惟贤。象,是学习、效法的意思;贤,是高尚的道德。赵象从小性格温和知礼,衣食住行知道谦让,孝敬家中长辈,尤其是学习十分勤奋。科举时代国家选派人才除了考举人、考进士外,还可以直接从县学、府学的秀才中,选考优秀人才到国子监去读书,称优贡生,然后直接参加最高级考试。赵象就是正德十六年(1521)选拔的优贡生。可是他没等参加进士考试,就被朝廷派去当地方官了,可以想见他的才干。

赵象第一任就被派到山东西北部的乐陵去当县令。乐陵和河北武术之乡沧州很近,一个年轻文弱书生到这种地方去为官,能拿得下吗?但赵象深知,真正的尚武之人是十分重德的,不重德炼不出高功夫。赵象到任之后,着青衣小帽,带两个随从进行私访,果真发现一个大户的浪荡子,仗着学了点小功夫,家中又有钱,在地方欺男霸女,家中就关了几个被他抢来的姑娘。传闻还逼死了一个姑娘。赵象同时又发现了几个仗义疏财的武术高手,于是心中就有办法了。他不声不响把几个侠义之士请到街坊小酒店,结交为好友。然后由他们把那个浪荡子“请”来县衙,准备先礼后兵,谁知那浪荡子口出狂言,趾高气扬,遂不得不让几位高手对他修理一番,他才变乖招承。

大明刑律是严酷的,比唐、宋律令都重,像这种逞强凌弱、欺男霸女,奸逼人命的行为,按大明律该当剐罪。赵象将这个浪荡子逮捕以后,通知该大户,好好护送被抢来的姑娘们回家,每个姑娘赔偿一百两纹银。该大户获悉儿子被捕,知道罪恶非轻,沿用过去的老办法,进县衙求情,送来一千两银票,请求宽刑。他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摆不平的事。谁知赵象银票照收,然后将他“枷示三天”,给他判的罪名是:一、家规不严,容子行凶,人命关天;二、行贿买通,亵渎大明律令。随后,将浪荡子递解济州府,由府台处置。一千纹银分派各里甲兴办学校,不足部分,赵象从自己俸银里带头捐资,号召大户都为本里甲办学出资出力。这一举使整个乐陵人心称快,豪强敛势,豪杰归心,民风归正。

在乐陵三年期满,他被派到邻县庆云当知县。这个县比乐陵县小得多,财政比较困难,但却山青水秀,是个旅游的好地方。嘉靖皇帝的妈妈章太后喜欢旅游(黄山半山寺到天门坎路上有一平一竖两块十分平整光滑的大石头,就是她老人家留下的梳妆台),她要来庆云县玩,这可急坏了县衙里的大小官员。而赵象却不慌不忙,他早知道章太后吃斋念佛,她远离京城,是不会摆銮驾的。据此,他首先安排了一个素净的地方给章太后安歇,就在安歇处安排了一个佛堂,焚烧起檀香,保持十分安静的环境。然后请了两个厨师,专门操办章太后的素馔。安歇处的外院,安排了八个童男、八个童女,听候传唤。又雇了八个健力轿夫,专候章太后出行抬轿。章太后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可省了不少差使,弄得他们上下欢喜。

济州府闻知赵象在庆云县成功接待章太后,甚得太后满意,感到很奇怪,怀疑他是不是搜刮百姓而中饱私囊了?调查结果,不但没加重老百姓负担,而且吏员也不叫苦;一查帐,报销的规格都没有突破。但知府还是不放心,又派人视察赵象住处,结果发现除了两个随从,只有一架书和一个装衣服的旧藤箱,生活十分清贫。考察人长叹道:“天下清官竟然有像这样的!真不可想象。”

赵象的政绩可算是上达天庭了。不久朝廷提拔他去当湖广桂阳府知府,府治在今天的湖南郴州市,辖区北至湖南耒阳,南至广东英德,中部东段是大庾岭,西段是南岭,东西五岭绵延,使整个桂阳府南北联系沟通相当困难,而且地形复杂,人群杂居,所谓山高皇帝远,就是这样的地方。赵象到任以后,首先“拓驿道,靖地方”。为了治下六县联系通畅,必须拓宽驿道,增设驿站和铺兵,加快信息传递。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六县联防联治,使穷苦百姓少受惊扰欺压之苦。同时并举的是“办乡学,兴教化”。赵象亲自为各县下了一道檄文,要求每一个较大的村庄,都必须办一所乡学或义馆,里甲和大户要募捐,以保证子弟读书。他说:“人而无知,不知其可也。”他自己解囊捐俸。檄文同时要求县令和教谕不时关心、督察各乡学、义馆。在办学的前提下,要求各县荐报各种懿行,同时择著者报府,予以旌表。

最得人心的是大张旗鼓的“丈田亩,均赋徭”。明朝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土地兼并现象悄悄开始,地方富户包括高官的家族,许多人都成了大地主。赵象此举针对土地兼并情势和减轻农民负担面来,就是把赋税徭役按土地多少摊派完成,那豪强大富和官宦家族占有很多土地,自然就多承担赋税徭役了。这一办法事实上是后来海瑞和毕锵等人推行“摊丁入亩”的先声。至万历时期,首辅(宰相)张居正在“摊丁入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推行了“一条鞭法”,把各种赋税徭役包括人丁费统统计入田亩征收,在全国推行,既保证了国库收入,又抵制了土地兼并。张居正却因此大大触怒了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宦阶层和豪强大户,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还遭到掘墓暴尸的打击。而赵象比他们分别要早二十至三十年,又只在一府范围,同时,他又有同步的“拓驿道,靖地方”一招,一些大户尽管不满,也无可奈何,只有照办,真正无地少地的农民是拥护的。他能把那么一个困难而复杂的地方治理下来,对明王朝有益,嘉靖帝自然是高兴的。

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桂阳老百姓知道后感动不已。有个在外地当知府的,他的家中也有不少土地,他带来亲笔信,叫他家人备银五百两上门通融,要求少报田亩。赵象拒收,不予通融。来人以“无人知晓”为由,继续要求。赵象正色道:“若人勿知,则己勿为。天知,地知,尔家尽知,吾亦知之,何谓无人知晓?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尔大户也,小民奈何!念在同僚,吾不罪尔,咄退!”来人只得抱惭而退。这件事很快在桂阳一府六县传为美谈。赵象又檄传各县:勿得受赂循私。桂阳全郡政风一时肃然。

赵象在桂阳府任满后,朝廷还准备给他升职。他深知继续升迁,凭自己的性情,不干好,不利民,誓不罢休,所以他深知担子越来越重,同时也看到仕途风险会越来越大,他已经力不从心了。虽然还没到老退时,就以“行将老迈,微躯难济”为词,坚持要求告老还乡,终于得到批准。

赵知府告老还乡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桂阳府,既是告老,就无法留任,只好考虑送行。可是赵知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但不受礼品,连饯行酒也不接受的。大家最终想了个办法,用当地产的岩石叫“郁林石”,雕了四只狮子,给赵知府归途作镇舟之宝。赵象从到山东东陵当县令起,为了不加重地方负担,从来就不带家眷的,只带两个随从。赵知府除了自己和两个随从之外,船上只有一箱书和随身行李,别无长物。从桂阳府治(今湖南郴州)乘船,经耒水,北上入洞庭湖,顺长江,经武昌东下,从芜湖入青弋江,小河口进麻川河,到达仙源。四只石狮子放在船中,全程水路,平安到达,家人非常喜欢,自此作为镇宅之宝。这四只石狮子,清朝嘉庆《太平县志》记载还在:“至今子孙世宝之。”

赵象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秋季到家的,太平历史上著名县令刘元凯,当年春天刚刚到任。刘元凯到任后不久,就知道了赵象的人格和清节,很是崇拜,经常拜访求教。赵象说得很恳切:“牧民也者,恤民也。秩俸外,锱铢皆是脏私。”意思是说,管理地方,关键是爱护老百姓;特别是钱物,除秩俸外,多向老百姓要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是贪脏循私。一句话说到底,为民父母官,就是要廉政爱民。所以赵象远在外地为官几十年,从不带家眷子女,只带两个随从,不增加任所负担。

不久,湖广桂阳府为他申报旌表的喜报来了,嘉靖皇帝圣旨嘉奖,破例特许给赵象府第所在的中市街南北两头,同时敕建“五马坊”,以嘉奖赵象为官几十年的勤励和清节。

牌坊的名字很多,“五马坊”是什么意思呢?汉朝时,知府享有五马拉车的威仪:一匹头马在前引导,两匹辕马并排驾辕,左右辕外各有一匹马叫“骖马”帮辕。因此,“五马”就成了知府的代名词。甘棠河街四角楼附近,也有一座明代建的“五马坊”,那是纪念知府崔锦的。

坊是牌坊的简称。其造型有楼阁式、冲天式;有两层、三层、四层的;有两柱式、四柱式和八柱式的;石质有花岗岩,有青石的。不论什么样的牌坊,都是表彰官民功德和忠孝节义的。老百姓同样可以竖牌坊。级别高或功劳大,牌坊就高大威武,例如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甘棠崔廷健担任万历皇帝的“天使”,出使朝鲜,功劳巨大,万历皇帝封他“皇华一品”,敕建牌坊。这座“皇华一品坊”就建在甘棠崔家“三甲祠”(今直属库)大门前,四柱三层,楼阁式,高大巍峨,最上层是圣旨坊,可惜在1958年拆毁。歙县许国牌坊是顶级的了,八柱三层,楼阁式和冲天式相结合的结构。

赵象虽然在知府一级的官员中政绩突出,可是级别其实并不高。明朝官阶有九品,每一品分正、从两级,一般知县为正七品第十三级。而府级首官一般只比知县高一品,即正六品或从六品。而府又有直隶府和散府的区别。明朝时的直隶府就是北京顺天府和南京应天府,南京应天府是陪都,比顺天府级别要低一点,但首官都叫“府尹”。除此以外的府都叫散府,首官都叫“知府”。上文提到的毕锵在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即皇帝位时,由布政使担任应天府府尹,仍是地方的省、部级官员,一般是四品、三品,在明朝属于中高级官员。由此可见,赵象由治理湖广地区南部所谓“蛮夷”地区的一个散府知府,得到嘉靖皇帝敕建两座牌坊的嘉奖,这确实是十分罕见的,很可能在明、清官制中仅此一例。

牌坊的建造工艺水平是很高的,像歙县、绩溪、黟县的牌坊过去几百年,至今仍然巍然耸立。赵象的“五马坊”建于明朝嘉靖(1522~1566)中期,中市街南头一座,毁于日本轰炸,北头一座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被拆除。


5、冒死参骇严嵩的谏官周怡及兄弟周恪

明代正德四年,暮春三月,阳光明媚,春风柔和,午后的暖融引得孩子们从各自的门洞里走出来,相聚在村中祠堂的大坦上,不知是谁想起要做县官审犯人的游戏,于是乎大坦上人声喧哗,年龄大一点的孩子都争着扮县官,装差役,年龄小的孩子好摆布,只好演犯人,一时间你推我攘,热闹非凡,引得一些大人也来观看。

这时坦上有一个年仅五岁的孩子名叫周怡,只远远站着,不愿下场。这群孩子嬉闹着,把装犯人的小一点孩子都抓完了,看到旁边站着的小周怡,走上前来要抓他,可是他却死活不干,大声说:“要来就当县官,当犯人我不来!”孩子们拿他没办法,就答应他来一把“县官”。只见小周怡大模大样地坐上当“县官”的位置,拍着惊堂木,认真审起“犯人”来,同伴们个个为之叫“好”。忽然,在旁围看的一位方大伯笑着对小周怡说:“嘿!官是扮得不错,就是头歪了不太象。”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小周怡将此话记在心里,不动声色地做完游戏,回家后将这件事禀报母亲,请母亲想法子。母亲知道孩子的脾气,就哄着他说:“头歪了只要对着月亮摸摸就好了。”小周怡却当真记下了母亲的话,决心一试。当晚正好月亮姣洁,小周怡一个人来到白天做游戏的地方,坐在“县官”的位置上,对着月光下的影子,又是摸,又是扳,使劲让脖子上的头摆正,直到自己的影子头身端正为止。第二天,人们看到小周怡头身端正都惊讶不己,都说这孩子将来定有大出息。

嘉靖元年,十八岁的周怡考中秀才,是县学中最年少的生员,教谕和生员们对他都另眼相看。一天,南京督学章介庵来县学,以“论从政之道”为题考诸生学识,周怡在答卷中写下了:“鼎镬不避,沟壑不忘,可以称士矣,不然皆伪也”等数语,章督学见之大加赞赏。事后周怡拜章介庵为师,并随之去南京。自此以后,周怡与阳明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从学邹东廓,王龙溪,成为“格良知”学说重要的研究者和忠诚的实践者。

嘉靖十三年,三十岁的周怡得中举人,第二年春闱不利,后于嘉靖十七年登进士第,被选为河北顺德推官。由于政声卓著,屡被举荐,嘉靖二十一年,三十八岁的周怡因调南京未果,被授北京吏科给事中,即是检察官吏廉政情况的官员,由于可以直接向皇帝进言,故又泛称为谏官。明代政坛凶险,当谏官成为周怡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周怡进京做谏官恰逢大奸臣严嵩入阁主政,由于大肆受贿许官,贪赃枉法,独断专行,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混乱。曾有记载说当时从四面八方来向严嵩父子送礼行贿的车子、轿子,停满了严嵩家门口的大街。作为谏官,周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第二年,即是嘉靖二十二年,周怡三十九岁。早年在南京读书时老师邹东廓先生告诫他说,行年三十九岁时恐有不测之祸,弄得不好会是性命之忧,并叮嘱他千万要牢记,凡事忍字当先,三思而后行,切忌一时冲动。可是自做谏官以后,因看不惯官场习气,对贪赃枉法之徒深恶痛绝,竟然参倒了七八个在朝中非常有势力的大臣,严嵩一伙对他已是怒目而视,但是周怡全然不顾。当时有人提醒他说:“如此下去,祸不远矣!”但周怡仍坚定地回答说:“武要战死,文要谏死,才是真正的忠臣。奸佞不除,枉为人臣!”

六月中旬,吏部尚书许瓒上疏参劾严嵩徇私舞弊,反被贬责,周怡愤然不平,在了解事情发生经过后,写成著名的《劾大臣不和疏》,进一步向皇上揭发严嵩等人“凭藉宠灵,崇己徇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指出“今严嵩威灵气焰凌逼百官,招权揽威,使凡有陈乞疑畏,罔不走其门,先得其意而后敢闻于陛下。”由于矛头直指严嵩,周怡自知有不测之祸,于上疏前将后事托付好友。六月二十八日早朝,周怡怀着必死的决心将奏疏呈给了皇帝。

因为事关严嵩,皇帝将奏疏发给严嵩看,狡猾的严嵩一看奏疏,竟是参劾自己,心中大怒,急忙和儿子严世藩一起查找疏中的毛病以反败为胜。他们绞尽了脑汁,接连三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最后严世藩终于找到了一个大毛病。原来是周怡在疏中参劾严嵩的同时,不慎说及皇帝“日事祈祷”之事,这是嘉靖皇帝的大忌,前不久监察御吏杨爵、刑部主事刘魁就是反对皇帝日事祈祷、不问朝政而廷杖下狱的。严嵩父子如获至宝,立即报告皇帝。七月一日,糊涂的嘉靖帝龙颜大怒,命令武士将周怡拉下去廷杖四十,比照杨爵之例收监候决。

周怡廷杖四十大棍被打得皮开肉绽,昏迷不醒,接着又投入令人心惊胆颤的东厂镇抚司大狱,消息传到太平,周怡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急忙令周怡的二弟周恪即日动身上北京营救和探视。太平到北京路遥达二千余里,待周恪赶到京城已是九月了,周怡在同僚好友的帮助下,得到及时的救治,当二弟周恪来探视的时候,已经可以下地走动,但仅能跛行。周恪在狱中上下打点,细心照顾,周怡身体恢复较快。十月周怡又产生再上疏以尸谏的打算,在二弟周恪及杨爵、刘魁二人的大力劝解下,尸谏念头才被打消。

周怡系镇抚司狱第三年,因道士占箕有言杨、刘、周为忠臣,于八月十二日释放。但是九月又密谕复行逮捕,十一月仍下镇抚司狱,并系上铁镣。当时二弟周恪随行,又只得在京上下打点,竭力营救。二弟周恪于第二年四月才南归太平,为营救照顾长兄周怡,周恪逗留北京,南北奔波达二年多时间,周恪因母病而南归使周怡不胜感伤。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夜三更时分,突然接到圣旨,开释杨、刘、周三人。事后方知,因宫中起火,嘉靖皇帝见火光中有神向他大喊:“释三人!”三人即杨爵、刘魁、周怡。由于害怕,嘉靖皇帝连夜下令释放三人。周怡此次不敢停留,马上乘夜色取陆路南奔,晓行夜宿,将近一月,于十二月初四日回到太平。当时他的老母亲已重病在床,母子见面,不胜悲怀。自嘉靖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六年十一月,周怡被系东厂镇抚司狱整整四年半,这段时间里命悬一线,能够获释回家真是九死一生,不幸之中万幸。此时周怡不禁想起当年老师邹东廓之言,悔之莫及。

由此而后,周怡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家居生活,直至隆庆元年才得以官复原职,但是朝廷之中仍是风云变幻,凶险依旧,四月又因上疏得罪权贵,被外放山东。第二年调南京国子监司业。

这时的周怡已六十四岁,身体每况愈下,风中之烛不胜官场风云。第二年闰六月,由于在上北京的路途中病重,只好转回太平家中。未及三个月,便于十月十七日与世长辞。周怡仕途坎坷,可谓九死一生,对于这样的经历,临终时遗嘱中曾有精辟地总结,说:“我平生虽要学好,但百无一成。讦以为直,直以为忠,其实伤人忤物多矣!”言外之意是在勾心斗角的封建官场上,靠忠直是行不通的,忠直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周怡少怀大志,终未能酬,读了他的这段遗嘱,令人痛心疾首,感慨万分!

周怡一生忠直,受到当时社会的尊重,也得到身后社会的敬仰,被称为“嘉靖天下三君子”,天启二年获谥号“恭节”,筑祠奉祀,成为太平县唯一被写入《明史》的人物,他的奏疏被收入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而永垂青史!

周恪,兄弟排行老三,周怡的二弟,少攻举子业,后同周怡从学于王龙溪。嘉靖二十二年,周怡廷杖下狱,周恪奉母命北上京师,营救照顾长兄历三年,周怡曾赋诗称周恪南北奔走为“鶺鴒飞正急,鸿雁去还来。”兄弟感情特别浓厚。

嘉靖三十四年乡试考中举人,被授予浙江遂安县令,以惠政施于民,特别是当地旧有宋代的瀛山书院,曾是朱熹的讲学之处,倾圮多年,周恪从县志上查到遗址,捐俸倡修成功,又请王龙溪到书院讲学,推动遂安的阳明理学研究活动,受到遂安百姓赞许。在任上还大修了丽泽书院,促进了遂安县文教振兴。在离开遂安县的时候,百姓攀辕相送,还在瀛山书院画像奉祀。后来升应天府司理、顺德府司理,由于清廉,政声远播,被升任山东滨州知府。

至万历年间,周恪担心官场凶险,复致长兄之变祸,急忙致仕还归乡里,在太平县参与编纂万历《太平县志》,为太平县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周恪还大力搜集周怡当年的文稿,编成《讷溪文集》二十七卷,并出资刻印行世。


6、神明断案的周怿

周怿,乃是周怡的从兄,周怡称其父为二伯父。

周怿最先到南京拜师阳明理学的名士邹东廓,后来介绍周怡等人从学于邹,是明代太平县理学研究活动的带头人。嘉靖三十年以岁贡生出仕易州同知。同知是州的二把手,又称二守,易州今属河北省,地近长城,形势险要而复杂。

周怿为官非常勤勉,每天四更起床,五更即开始审理案件。为方便前来诉讼的百姓,他在审事厅外支起锅灶,让讼者带上半天粮食,意即半日内审理完毕可以回家。他断案神明,往往在早饭时就审理完毕让讼者回家。于是勤政严明之声闻于远近,不久便升任为代理知府。

话说当时易州城里有一个陈姓富家公子,少年风流,说话诙谐。由于丧妻,想娶一房继室,一天他去找媒婆帮助介绍。在媒婆带他去相亲的路上,遇到邻居的妻子,见她长得美丽,就跟媒婆开玩笑说:“这个女子真美丽,你有本事把她讲给我,那我就称心如意了,我一定重重感谢你!”媒婆也开玩笑逗他说:“你若把她的男人杀了,我就有法子使你到手!”陈生高兴地连声说“好”。

过了几个月,邻居男子外出讨债被杀于城外的郊野,知府传令地保,地保以当日陈生与媒婆的谈话相告,知府于是拘捕陈生到案,一问此事,陈生概不承认,知府又逮其邻人妻子,以大刑审讯,女子难忍,只好怎么问就怎答,全部屈认。过后又审陈生,陈生说:“女子忍不了毒刑,已是屈认,还加以私通之恶名,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我又于心何忍?我照实招供了罢!想杀她男人是我一个人所为,与她没有干系,请大人开恩放了她吧!”知府大人一听此话,便放了女子,将陈生打入死牢,拟文上报,待秋后处斩。

周怿代理知府事务后,仔细查阅本案卷宗记录,发现仅有人证没有物证,杵作验尸并不详尽,全案漏洞十分明显。他又到大牢中察看,见陈生乃一介文弱书生,并不像行凶作恶之徒,于是他决心重新审理此案。首先决定重新验尸,并带上那女子前去辨认。是日打开棺材后,因北地寒冷,尸首并不很腐烂,即请杵作重做尸检,发现仅面部被毁,全身其它地方并无伤痕,又叫那女子上前辨认,则见死者衣着与其夫一般,面目不清,女子看了一会后忽然说她丈夫在左足底心有一黑痣,大如蚕豆,请杵作查验,结果,尸体左足底心并无黑痣,女子立即告诉周怿,此人并不是她的丈夫。此时,周怿心里明白,陈生并非凶手,而这死者又是谁呢?回衙后,吩咐差役四下打听,不几日差役带一地保禀报,说离城三十里有个村子叫李庄,有人前几日在庄上看见女子的男人。周怿听报,马上令捕快前去捉拿。两个时辰后,人犯带到,周怿马上升堂审问。此男子正是那女子的丈夫,见事情败露,一边伏地求饶,一边说出原委。

原来陈生当日的戏言被女子听到后,当晚一五一十地说给丈夫听,谁知她丈夫素与陈生不合,男子听后恨上加恨,心想非暗地里狠狠整治陈生不可。一日他出去要债,在一个村子里听说死了一个乞丐,村里人无奈,用一口薄薄棺材装了抬到野地里草草就埋。这男子见此情形忽然心生一条毒计,乘夜晚无人,掘出尸体,把自己的衣服脱去穿在尸体上,又用石块毁去死者面容,故意移尸大路旁,自己则跑到李庄,在娘舅家躲藏起来,后来发生的一切如上所述。案件到此已真相大白,周怿将死者验明叫地保画押证实,又将男子收押待判。陈生冤曲终于得以伸张,欢欢喜喜地回家去了。

一晃到了腊月,陈生特地杀了头猪,在猪肚子里塞上一千两银子,抬到知府衙门,感谢周怿救命之恩。周怿见到后正色训斥道:“我公正办案,为民作主,并不想有什么回报,此礼是不会收的,请回吧!另请记住,玩笑之词不可过分。”陈生连忙伏地叩头:“大人之恩,永世不忘。”

后来,周怿断案如神明一事传到赵王府,赵王奏明皇上,即请周怿到王府做审理官。过了几年,周怿因年老而致仕归里。周怿一生欢喜读书,尤其对阳明理学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著有《居易俟命篇》传世。


7、为国台柱的真御史崔涯

崔涯,原名方涯,仙源城内方家人,因过继甘棠娘舅家,改名崔涯。幼时颖敏,初读家塾,后埋头静心在甘棠牛形山(古名铜山)巽峰塔古松书屋苦读数年,习论语、能经文,犹长工古辞。嘉靖八年(1529)登进士,是皇榜第一甲中人,虽不是状元,却是进士魁首之一。金榜题名之后,就选派他当云南道,很快又被嘉靖皇帝调到北京,当了中央的监察御史。为官清正廉明,遇事敢言,纠劾不畏权贵,谳决执法不避亲疏。明·世宗夸其为“真御史”。

崔涯任监察御史期间,奉命视察河东(今山西),上疏陈述盐政七事,皆中时弊。时值年岁荒歉,奏请拨发盐税银70余万两,以赈解县、蒲州灾民。到任后即严惩一贪官。受其威慑,有7名贪官自动去职。余皆大有收敛。崔涯根据当地实际,陈述“山海十二策”很俱灼见,深得世宗尝识。巡视中,及时查办各类狱案,深得民心。任中,曾奉遣到家乡太平县巡视,始下车,即以立大体,匡时弊为先务。闻悉,本县县衙有集体侵扣下发养老金之情,遂定为首查之案。明代自正统元年(1436)英宗始推崇养老为朝策,诏谕州县:“60岁以上且孤寡而患病,及子孙贫不能养赡者,均造册拨专款恤养。凡有司府牧令,上下通同侵扣,罪不容逭,一旦查出立刻参处”。太平此案系一县丞乘前后两任县令卸、履任之隙,串通衙内胥吏,侵扣养老金,以饱私囊。该县丞乃崔涯之近亲,崔不避亲疏,将其及同案,一并革职收审。案结后影响极大,震动城畿,犹啧啧人口,赞崔涯不愧“真御史”之称。后崔涯因疏劾当朝宰相汪鋐,违背旨意而去职。不久倭寇侵犯沿海,部院推荐天下名士,崔涯受诏复职,而其以年老有病谢绝。嘉靖三十四年(1555)时,倭寇溃卒流窜横行于宁国、徽州之间,地方诸多官员不敢与之交锋,直至窜至旌德之三溪,时太平县城军民看情势危险,十分畏惧,遂商议欲弃城避之,崔涯竭力阻止,并出谋设方略筑要塞、设工事,待倭寇来犯时,尽抵御城外,民赖以为安。

崔涯去职后,致力于建书院,讲学术,且学术醇正,尊崇程朱理学,于故乡居住时,常与知县刘元凯等交游唱和甚欢。他研讨文学、倡礼仪,振儒学、躬身力行,循教后学,筑室桐山,赋诗自娱。赋诗有《上松山寺》、《陪罗郡候游天都》、《九日登文笔峰同周给谏》、《雨后偕刘尹泛麻川二首》、《雪中同诣李柱峰宅,独上醉翁峰饮》、《坐风颂、忽天霁日出》。撰文有《众乐亭后记》、《春日省城记》,《土地祠记》、《郡候刘公生祠记》、《新建土地碑记》、《喜雨亭后记》等。并著有《笔山文集》10卷行世。除了诗文,他还在黄山留下一段轶事,黄山北海醉翁峰下留有他的题名石刻,就是他有感而发的。唐代时有个中央高官东台御史胡爱九,不知何故贬来太平当了县令。胡县令郁郁寡欢,常到北海道人峰下道观和道士喝酒、论诗、下棋,常常喝醉,自称“醉翁”,后来人就把这相邻的两座峰叫做醉翁峰和道人峰。崔涯此时的心态和当年胡爱九的心态是一样的,这就是崔涯在醉翁刻下自己名字的心曲。

崔涯去世后,为旌表其一生德政,在县城(仙源)直街建柱史坊,意为国家台柱。

嘉庆《宁国府志》列崔涯为名臣。


8、江南名医周子干

周子干,又名元干,字慎斋,明代仙源人,出生正德年间(1506-1585),享年79岁。

子干幼年体质瘦弱,腿有疾,跛行。及长,为治腿疾,发愤自学医术,广搜医方以矫正行走时的步态,终于奏效。举足、迈步与常人无异,医学亦有长进。后从泾县名医薛立斋深造数年,医学造诣颇深。

薛氏以“温补”着称。子干虽出于薛门,但并不囿于薛氏学说。在辩证论治上,善于灵活运用。他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各种脏腑器官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因而在用药时须注意互相影响而有节制,要顾及整体效果。他提倡“五行制化”的辩证统一的治疗观点,重视“固本清源,调补脾胃”。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治、理、调、和、养、补等方法。至嘉靖间(1522-1566)已名闻江南,与当时新安名医汪机、徐春甫、方有执等齐名海内。

子干临床经验十分丰富,善于辩证施治,并将毕生的治疗经验、心得、体会全面概括总结为“理、固、润、涩、通、塞、清、扬、逆、从、求、责、缓、峻、探、兼、候、夺、寒、热、补、泻、捉、越、应、验”26个字。连同病例、医案全部传授弟子。后经弟子整理成《慎斋医案》,共10卷,对后世影响颇大,有“自明以来,江南言医者,类宗周慎斋”之誉。近代吴球、曹炳章两度删释校订,编入《中国医学大成》丛书。195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重为校勘发行。


9、善调族群纠纷的孙镐

孙镐,号西涯(生卒年不详),仙源岘村人,明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荐临颖县(今河南省漯河市)知县。嘉靖三十二年(1553)该地少数民族部落为首者鼓动当地饥民暴乱,因打着“为民求生”的旗号,迅速蔓延,蛊惑、胁迫众多不明真相的良民百姓纷纷加入。暴乱者面黥“师”字,沿途烧、杀、淫、掠,锐不可挡。官方迅速调兵镇压,凡黥面者捕获后一律杀掉。暴乱者遇官兵镇压其势更为凶猛。继续对峙下去,势必造成万民涂炭。作为一县最高行政长官的知县孙镐,决定采用绥靖怀柔政策,对暴者诉之以情,晓之以理,告之以法,以真情感召对方,下令“归农者民、阵斗者贼,是否面黥‘师’可以不究”。暴动者十分感泣,暴动队伍不战而散。朝廷尝孙镐以和平之略平暴有功,擢简州知府,授六品衔。

简州(今四川省简阳市)也是少数民族和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内部的部落之间宗派势力纷杂,该地区历史上有一部落土司(少数民族头领、世袭)之间,素有嫡庶相争,延祸数世,因积怨太深,长期无法消解,时朝廷鞭长莫及,几番平靖无果,听之任之,不乐用兵。孙镐擢知简州后,朝廷将这个老大难问题丢了给他,敕令孙镐平定。少数民族之间及内部因利益矛盾引发的争端,错综复杂,历来难以解决,朝廷尚若无良策,何况区区个人之力,弄不好将危及身家性命而劳而无功。然圣命难违,镐以皇命比天重,以社稷民族安定、解民倒悬为已任,临危赴命。为表示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他率数骑文职官吏徒手前往,召其嫡庶双方,各抒恩怨症结,孙镐以平等诚恳态度,几经斡旋,终使这个延时数世,旷日持久的民族之间的矛盾、争端冰消瓦解。

明世宗目其风采,颁旨建坊,额曰:“虎符制命、协亮邦采、智勇可铭”。后因帮助友人得罪权倾当朝的奸相严嵩,又不肯给吏部官员贿赂,而降为瑞州司马,不久,即告老归里。

归里后,对家乡太平县社会安危常怀心中,同当时邑令顾镒常谈论县城墙防御功能,力倡要加高加固。嘉靖四十二年(1563)县令顾镒根据孙镐的建议,加筑城墙,高一丈,厚七尺,周八百丈,有城楼和城门卫,石砌水关二,城北依山,城南以富溪为池。力促在其家乡岘村建罗星墩书院(后改为周处庙)并赋词:

罗星墩分院清闲安乐四调

其一

清清诗韵琴声,铜雀露,玉壶冰,轻风水面,皓月天心,芝兰为合契,泉石是同盟。孤馆竹床纸帐,秋宵黄巷青灯,老菊一枚霜后操,寒梅数点雪中真。

其二

闲闲性逸情宽,欹竹枕,坐蒲团。无些搅扰,有甚摧残。功名非吾愿,富贵任渠攀。醉卧绿萌一榻。觉来红日三竿。散诞逍遥忘岁月,是非荣辱不相干。

其三

安安心广体胖,无妄无谈。饮不至醉,食可加餐,步能行稳地,事不用机关。但书百余忍字,全无半点愁烦。梦寐不惊忘嗜欲,何须采药炼金丹。

其四

乐乐朝耕暮学,处山林,胜台阁。翠柳黄鹂,青松白鹤。棋子任纵横,角筹迭交错。乘风月于濂溪,豁襟怀于伊洛。诗朋琴友不时来,共舞共歌还共酌。

孙镐还为太平县衙重修县厅后堂写了题记:《重修县厅后堂记》(见嘉庆太平县志)。

为旌表孙镐一生功德。在县城仙源西门内东岳观前建大夫坊。


10、王致和京城创业

仙源王家,不能不提大名远扬的王致和。王致和又名王之和。从小家境贫寒,可是他聪明懂事,又勤奋好学。康熙四年(1665)中了举人,家族里大家帮衬,到北京读书,准备第二年参加全国会试。谁知会试落榜,他只得住北京,准备参加康熙八年的全国会试,谁知又没考中。他就做豆腐生意维持生计。可当天豆腐卖不完的会变质,于是想起了家乡仙源做豆腐乳的办法。他的豆腐乳特别好吃,一上市很快就销售一空。他自己就把自己的豆腐店取名叫“致和祥”,配了一副对联:“可与松花相比美,也同虾酱作竞争。”一幅出格的横批,叫“臭名远扬”。还作了一首诗:

明言臭豆腐,名实正相当。自古不钓誉,于今无伪装。

扑鼻生奇臭,入口发异香。素醇饶回味,黑臭蕴芬芳。

康熙十年(1671),连康熙皇帝都知道了,先微服私访,亲自来尝试口味,赞不绝口,亲笔给王致和写了“青方”两个字,回宫后要御膳房每日三餐,必有王致和臭豆腐乳。王致和臭豆腐乳就这样走进了皇宫,成了北京城的名牌。连后来的慈禧太后也要每餐必有王致和臭豆腐乳。状元孙家鼐知道了王致和豆腐乳后,不惜跑很远的路来品尝,还写了一副鹤顶格(又名凤顶格)嵌字联赠给王致和:“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就这样有皇家恩典,名流赞扬,百姓喜欢,王致和的名字和他的臭豆腐乳成了永远不倒的金牌。

《宁国府志》也记载了王致和当年的一些事迹。他刚十岁的时候,父亲害病,他就懂得日夜守在父亲床前。后来父亲死了,他在坟边搭草棚守孝三年。到北京后发财了,仙源城里修孔庙,他花钱买了贵重的金龙木材捐献。家乡人遭灾,他及时救济;有人老病去世了,他出钱办后事,还安置后人。现在,“王致和”名字成了北京一个老大无比的大集团的金字招牌,产品已经打到全世界。


11、敢纠错冤的刑部主事项如皋

项如皋,自号几石,清代桂城乡东隅图人,入县学为秀才时常语出惊人,遇事敢言,言之理确。崇祯九年赴乡试中举,第二年,以特用榜举进士第,授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由于当时朝风日趋奉迎,冤狱丛生,刑部办事最难,有人劝如皋投师王昆华门下,改户部主事便不难,可是项如皋回答说:“不论何地,惟矢乃心,乃心计冷散可乎?”意思是不论在什么地方,要竭心努力,三心二意是不可取的。

就职以后,部中很多人尽力钻营升迁或渔利,独如皋无怨无悔,身兼福建、山东、湖广等地讼案审理,不顾劳累,不求升迁。他曾经对人说:“我家世代清白,安得负吾祖若父以负国家吗?”遂在京师有“冰霜几石”之誉。曾审理开释辽东总兵虎大威,虎大威回到辽东感激项主事救命之恩,派人送给项如皋黄金、人参,数量多到难以计算,但他推却再三。为避嫌疑,当众在大白天带送礼的使者参观他租赁来的住处,告诉使者说,见我床褥简陋如此,知我当不求人感谢啊!使者回去不过十日,又将礼物带了回来,趴在地上哭泣,说他主人吩咐:“要是你不接受,即使我趴在这里变成了一只蚂蚁也不准回去。”项如皋听了大怒,命令手下人将来者捆上送出去,使者见状赶忙爬起来大哭而去。

当是时东厂锦衣卫无故制造冤狱,致使转到刑部的案件多得连登记簿都写满了,项如皋剖决公正,不受指使,出冤狱二百八十余人。其中以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一案最难。当时黄道周连同为他上疏辨解的大臣一起被廷杖下锦衣卫大狱,朝野震动,人人自危。拷问数月后,由于找不出正当理由,东厂只好将案子转入刑部。部中无人敢出面审理,唯有项如皋一肩承担设法来救全。

不久,遇到皇帝颁布大赦命令,项如皋三说主管大赦一事的范公,但范公仍畏头缩尾,仅对项如皋说:“你先向皇帝上疏,然后我再设法。”项如皋又只好求刑部上疏,要求对黄道周案进行三堂会审。三部十三司主事公推项如皋主持,项如皋慨然担当。

会审在大理寺进行,项如皋将审理大堂上的匾额写上“皇恩大赦”,故意明确圣旨。一开始只涉及一些小案,几乎与大赦意义不大。项如皋急了,接连上疏章三道,说明黄道周等人无党,并将黄道周在狱中“日唯祷祝圣寿”,仍无怨言等表现一并申明。奏章写好,三堂阅过,仍不敢上。项如皋说:“倘圣怒不测,皋请当之!”才勉强递交。皇帝看了,为项如皋奏章所动,批准大赦黄道周等人,一桩明末最大的冤案终于落下尘埃。

项如皋为黄道周案呕心沥血,至黄道周等人开释出狱时不幸病倒,自知不起,便写下遗书,以后事托付友人后与世长辞。友人治丧时,发现他卧室简笥中仅银五两,旧衣一包,书籍数卷而己。丧事只能靠友人捐资才得以办就,连灵柩回乡也是由朋友出差顺道送达的。   

项如皋在刑部为官仅八个月,可是正直无私,清正廉洁,可以说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至高境界。


12、父子皆为县令胡之桢、胡庆道

胡之桢,仙源南边胡家人。同治年间(1862~1874)出生,经过光绪(1875~1908)、宣统(1909~1911),民国初年去世。他是光绪十四年(1888)的优贡生,选送国子监就读,第二年参加朝考,考中一等,被分派到福建西北部和江西临近的泰宁县当知县。

这个县历任下来,久积的卷近300件都没有办理,差不多都涉及刑事,涉案的人犯都关在牢里,不但涉案的人犯家庭担子沉重,就是县衙也加重了伙食和狱政管理的负担。看来,朝廷对泰宁县情况很清楚,也看准了胡之桢的才干,把他派来清理这些棘手的事。胡之桢到任后,由于他秉性认真而善良,也明了朝廷派他来的用意,所以到任后,只带三二仆从,那是日间勘察调查,夜间研究案件,三个月左右,就把近三百件的案卷处理完结。该上呈府衙的上呈府衙,该转交他县的转交他县。少数豪强欺压老百姓的,就按律加以惩处。因为穷困而偷盗、家庭争斗、邻里泄愤等一般性案件,传来人犯和其家人,当堂具结画供,一律交地方保甲取保回家。原先几乎人满为患的监牢为之一空。老百姓有的因为冤屈得到申张,恶人得到处罚,而大多数的免去牢狱之苦,全家得到团聚。才二十几岁的胡之桢,一时间,全泰宁的老百姓都口口声声地喊道“胡青天大老爷”,把胡之桢恭称为泰宁人的福星。

明清时期的知县,一般任期至少三年,还有五年的,多到七年的,才调任或升任,而胡之桢在泰宁刚一年期满,就被调任到福建瓯宁(今建瓯)去办理瓯宁的积案。任期一年就调任,在明清时期为数是不多的,说明朝廷和省、府衙门,对胡之桢的能力是非常倚重的。

在知道了胡之桢离任的消息后,泰宁人切身得到恩惠的民众成群结队到省、府衙门求告留任胡之桢。在接任的新县令已经到了泰宁后,有些人就来硬的,跑进县衙,把官印拿走藏了起来。没有印办遗交,胡之桢就走不掉。有的人干脆喊:“胡青天大老爷走了,我们就不交钱粮!”胡之桢只得把真心留任的人请来县衙,感谢,安慰,说:“朝廷的圣旨,省府的命令,我胡之桢不能违抗啊!”这样,才办了交接手续。

那时候,官员上任、离任,是没有车旅费的,完全自己掏腰包,靠俸金的一点积蓄。第二天,胡之桢就雇了船,扬帆起程。泰宁县城万人空巷,都到码头岸上烧香跪拜送行。其中,有一家男妇太小,在河岸上跟着船叩头跪拜,这一家的主妇一边跪拜,一边大声哭诉:“我的丈夫,我的儿子,吃冤枉坐了两年多牢,是胡青天大老爷开恩,我一家人才得到活命,这个大恩我没法报答啊!”

之桢离开泰宁以后,泰宁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家给之桢竖了长生禄位,早晚上香,清水上供,祝之桢禄位绵长,还给他供进了县衙中的“名宦祠”,永远纪念。

胡之桢到了其他接任的县里,也象在泰宁一样,首先清理积案,稳定社会。后来,升任当了兴化府知府,不久又升为道员。道员就是道台,是省督抚衙门分管省衙某方面工作的官员,相当于副省长,光绪皇帝赏了二品顶戴,享受朝廷二品大员的俸禄。按品级,道台不过是五品,督抚不过三品,二品已是朝廷六部大臣的品级了,胡之桢职位是道台,可是品级仅次于宰相,相当于中央六部大臣了。

民国初年去世,一生清寒,两袖清风。

胡之桢的儿子胡庆道跟父亲一样,是一位英才。清朝末年,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民国成立,他回国担任安徽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帮助当时的杨检察长制定司法检察工作各种法规和制度,综合治理全省的狱政,为全省司法独立打下了基础,为民国司法的开创工作作出了贡献。由于处事能力强,民国3年,委派他担任芜湖地方检察长。芜湖地处水陆要冲,五方杂处,什么贩烟聚赌、诱拐诈骗,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老实人总是受害。庆道到任,立即张贴榜文,晓以大义,公开鼓励检举。几个月下来,发现几十起案件,一一依法惩处,那些素来吃这种饭的不良之辈,一个个都不敢以身试法。庆道乘胜而入,清理积案,整顿监狱拘所,芜湖社会空气为之一清。

担任司法工作有规避制度,不宜在本乡木土工作,民国6年,而被调任江西省南部的南康县知事,即县令。南康县的民事纠纷、刑事案件,比较棘手,晚清以来就有习惯势力,前任县令往往无可奈何,首恶元凶都是逍遥法外,百姓有苦难言。庆道下车伊始,就有耳闻,他明察暗访,分析评判,完全掌握了县内塘江镇一个郭姓豪强,强奸一余姓女子后并加杀害。女子只有一个寡母,孤苦无援,哭诉无门。而郭某串通地方绅士保甲,隐瞒不报,只将女子掩埋而已。庆道当机立断,将强奸杀人犯郭某逮捕法办,抚恤寡母,并依法惩处了包庇犯罪的地方势力,南康人拍手称快。

民国8年,又调任都昌县知事。当年都昌县的情况更糟:犯了法被逮捕却又被保出串供的,应缴钱粮硬要老实户包交的,议决事务的公众意见常被一言堂独断,婚姻大事常有闹婚、悔婚事件,邻里乡村常有械斗,庆道能很快断清判明。他发现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缺少文化教养,就一口气在各乡村办起了几十所小学,又带头捐资办起了县立初中;还建起“报功祠”,张榜表扬各乡村中立功立德的人,正气得到伸张;办起了“平粜所”,用平价向老百姓卖米,扼制了少数人垄断米市。他在做这些的时候,始终是克勤克俭,而且刚正不阿,不怕邪恶势力威胁。他的这些政绩,府台一一作了考评,上报给省抚台。抚台准备调他去乐平知事,以进一步显示他的能力,都昌老百姓立即推选代表上府台请求给庆道留任,庆道于是被留在都昌几个月。可是乐平县不愿意了,频频打电报催促。庆道离开都昌时,老百姓蜂拥堵路,舍不得放行。

乐平县也是民情强悍,常常因为小事发生械斗,有时会死伤很多人。庆道下车伊始,印发布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公之以法,闻有械斗,立即赶去现场,呼吁制止,登高宣讲大义,大家都感到庆道心意诚恳,很受感动,好斗之风逐渐止息。庆道采取发展教育的办法清澄民风,办学校几十所,又办起县立图书馆。

抚台衙门给他几任政绩综合考评,宣布庆道为全江西省“模范知事”。离开乐平时,老百姓成群结队,抬着酒菜来送行,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最后调到清江县,才两个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到了清江,地方政权由北伐军接管,庆道回到了安徽,一回到安徽,省最高法院就聘他为首席检察官。民国16年(1927),国内战争开始纷乱,庆道事母至孝,父亲胡之桢业已辞世,不违母命,于是辞职回到家乡。

当时家乡民风虽然纯朴,教育也是不怎么发达,除了家学、义学、私塾外,官办学校也是没有。庆道立即找到县政府原教育局长陈之澍,创立了太平县立初中,设址在今天的仙源中心学校。现在的黄山一中就是在胡庆道和陈之澍共同创办的太平县立初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陈之澍是清朝末年的优贡生,民国3年担任孔庙的奉祀官,民国6年担任劝学所长,即明清时候的教谕,后来的教育局长,庆道辞职回家,他也已经不为官了,二人志趣相同,很是投合。

办起中学以后,又在仙源城里创办了太平图书馆,把原先天都书院从清朝光绪初年由县令邹钟俊、教谕马征麟、地方贤达孙璧文等人捐献、购买的近四万多册藏书转入图书馆,可惜十多年后的1938~1943年日本轰炸,庆道和陈之澍为乡梓谋福利的满腔心血连同晚清以来几十年间积存的宝贵图书资料,全都化为灰烬。

庆道回家后创办的第三件大事就是续接清《(嘉庆)太平县志》,编修民国《太平县志》。志书正修撰中,可惜英年早逝,民国17年到上海筹措事务,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方仲盘寓楼不幸去世。身后不名一文,丧事一切费用由同乡汪少岩兄弟二人和方仲盘等人共同办理。


13、晚清举人孙壁文

孙璧文,清道光年间出生,字玉塘,仙源岘村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一生淡泊明志,重义轻财,乐善好施,学问赅博,才识优良,湛深经义,崇文兴字,善鉴别、重考证,对人文、地理、校勘目录素有专长,尤对萧统《昭明文选》素有研究。璧文中举当年,荐任江西蝥源、安徽全椒等县教谕。全椒县系滁河流域,历史上是兵家常争之地,连年战乱不断,土地瘠薄,十年九灾,百姓生活十分贫苦,生计尚难维持,遑论送子女读书,学龄儿童就学率很低,贫困落后是这里的主要问题。璧文抵全椒就教职后,对此种状况甚是忧虑,下车伊始遂以崇文、兴学为先务。首先,他以一个多月时间察全舆、查实情,下乡自齑糗粮,扶学督教,跋山涉水而忘其劳。他事必躬亲,劳形案牍,授业课士,常以道义文章相切磋,所语必籍,记资考察。士有应食饩贫无费者,捐自己的俸禄以助。其朴直温良,勤于课士,至诚待物,尽心启迪为士林所诵,任满返里,士民攀辕泣送。光绪元年(1875),太平县知县邹钟俊、教谕马征尘,提倡文化,重振“仙源书院”,璧文对家乡县令推崇文化,兴办书院,极为称道,积极支持而责无旁贷。他不辞劳苦,自费四出劝募巨资,搜集图书,并从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和日本长崎等处共购进图书2150种,计27350卷入藏书院,还亲自义务整理、校阅、补缺达数年之久。并继太平县教谕马征尘整理编著的《仙源书院目录》7卷之后,续编《仙源书院书目》4卷。另还著有《新义录》、《考古录》、《太平县志考证》等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卒于任。


14、民国初期汉口总商会会长王琴甫兄弟

1911年4月,在汉口经营商业、并逐渐成为巨商的太平商人王琴甫与其他商人们,发起组织成立各街段商业保安会,以消防、保安和创办公益事业为宗旨。王琴甫被各商业保安会公推为联合会长。随后,辛亥革命在武汉暴发,武昌起义后,汉口军政府要求汉口商务总会成立商团,以维护市面秩序,保商安民。商团随即在原各保安会的基础上成立,王琴甫被公推为商团的会长。商团的主要任务是缉捕盗匪与奸细,协助革命军维持社会治安,要求各商户出壮丁一人,无壮丁的出钱雇人顶替。商团在王琴甫的领导下,拥有步枪2500支,子弹数万发,将汉口市区分为10个区,每区派一组团员巡查。就在成立后的第一天,10月12日,商团抓获3名抢劫犯,这些抢劫犯乘战乱为害商民,罪大恶极,若不加严惩,市面将一片混乱。于是,将此三人在四官殿斩首示众,以平息抢风,达到了保商安民的目的。在战争期间,王琴甫协助革命军筹运粮食和军用物资,资助军需,救护伤员。在阳夏保卫战中,在南犯清军未到达之前,商团就先替革命军设立了5处粮站。在战斗激烈时,发动全市饮食店每日蒸馒头数百担送往前线,并在汉口如寿里搭盖席棚,架设了10多口大锅为革命军做饭。商团组织运输队每天向前线运送弹药。各地段的商团还主动与附近的革命军联系,积极支援,协同作战。王琴甫还亲自联系仁济医院、中西医院,抢救战争中的伤兵,70多天共收伤员1300余名。

王琴甫和他所领导的商团,全力支持辛亥革命,为辛亥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来电,奖励汉口商务总会和商团。他本人为黎元洪总统所器重,曾获一等嘉祥章、一等金质章、三等嘉禾章至二等嘉禾章。南北议和后,参众两院选举,王琴甫均当选,但他没有应选,继续经营他的商业。

王琴甫,名明文,琴甫其字,生于1873年,仙源王家人。因其父母在汉口做工谋生,王琴甫自幼便生长于武汉,8岁入私塾读书,至15岁,不忍父母日益辛苦劳累,遂弃学从商,先在一家剪刀店学徒数年,后转入复合祥布店,满师后在汉口顺义永匹头洋纱号、豫丰匹头店帮工。该二店店主万为伯,是汉口大盐商的后代,他成年以后,继承祖业,善于经营,逐步发展,当时已是汉口颇具实力的富商。他看到王琴甫工作认真勤恳,赏识他遇事善于谋断的才干,于是聘他为该二店的经理。

当经理数年,由于经营得法,生意兴隆,王琴甫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他有了一定的资金后,便独自在汉口的花布街开设公成匹头号。从这里起步,他踏踏实实经营,兢兢业业做事。当时的武汉,正值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力推广新政时期,修铁路,办工厂,各类商业活动热火朝天,作为“九省通衢”的汉口,商业极其繁华,这给年轻的王琴甫施展经营天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到民国初期,他已成为汉口颇有名气的大商人。

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学徒工,通过数年努力,能够成为汉口这座繁华城市的巨富之商,这与他的刻苦勤奋和聪明才智是分不开的,他广结人缘,乐善好施,凡求助于他的,无不慷慨解囊,为人排忧解难,特别在家资渐丰以后,他不象一些暴发户一样,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一掷千金,过奢侈的享乐生活,而是把目光投注到社会,以提倡公益事业为己任,先后在武汉创办“明文第一学校”,在家乡太平创办“国民学校”,专收贫民失学子弟,让他们掌握文化知识,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对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在毕业以后,资助他们继续深造。

1916年, 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将军起兵云南,战事又起,武汉震动。王琴甫立即与汉口另一富商刘子敬迅速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刘任会长,他任副会长,主动让出新建的住宅作为会所,并亲自主持开办医院,设立战时妇孺救济所。民国六年冬天,荆沙兵变,王琴甫急速组织红十字救护队,命其弟王森甫为救护队队长,火速赶往沙市救援,收养老幼于救济所,捐资遣散溃兵,使沙市混乱秩序即时得到恢复,受到沙市民众的颂扬。

在商业经营方面,王琴甫不断扩大规模,1916年在湘南投资开设锑矿和冶炼厂;1918年与刘子敬合资承租武昌白沙洲造纸厂。由于商业实力雄厚,为人正直,乐善好施,关心公益事业,1918年他被推举为汉口总商会会长(1916年,根据当时出台的《商会法》,改汉口商务总会为汉口总商会)。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担任会长的第二年,即1919年,他因劳累过度,急病而亡,年仅四十七岁。

王琴甫虽生长在武汉,但他对家乡太平却有着深厚的感情,民国二年,太平受灾,他立即筹款派人在芜湖购米运回太平,救济家乡百姓。同时,长期为家乡修道路、造桥梁、救贫扶困等公益事业捐资捐款,受到家乡人民的爱戴。他在武汉去世后,棺木由汉口船运至贵池,然后,由仙源王家同宗祠的后辈壮劳力16人,从贵池抬回太平,太平知县亲自前往迎接,归葬场面十分隆重,八十年代初仙源的八旬老人们皆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葬地选在仙源水东的六角冲。

王琴甫去世后,他的整个家业由其弟王森甫继承掌管。

王森甫(1881~1934年),名明福,森甫其字。自幼生长于汉口,13岁进复合祥布店学徒。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其兄的公成匹头号助理。后与人设立自治戒烟讲演会,借此与热情革命的先进人士联络,抵制美货,欢迎华侨代表,为争取四川铁路国有而抗争,因而遭到清朝官吏的疾恨。辛亥革命爆发,协同其兄王琴甫组织商团,与汤济武、胡子笏等创办义成消防社,参预地方自治与卫护,热情支持革命。

1916年王森甫协助其兄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并任该会救护队长,后为救护部长。兄病故后,任汉口红十字分会副会长,负实际责任,获北京政府三等嘉禾章奖励。不久殇子,随后母丧、弟亡,这一系列的家庭变故,使他内心十分痛苦,于是,开始信佛教,并皈依太虚法师,取法名惠力。与李开先等人发起成立“汉口佛教会”并任副会长。

1921年湘鄂战争时期,王森甫在汉口设立两处临时医院,并任两院院长;完成数十处消防设施。10月,中国红十字分汉口分会改选,被推为会长。

1923年,王森甫任汉口总商会会董,当时武汉受战争影响,严重缺粮,发生米荒,王森甫在3个月内,平粜3万石,稳定米价。

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国军北伐,王森甫在武汉设立妇孺救济所三十多处,收容因战争失去亲人的妇女儿童万余人。

1928年,王森甫任汉口总商会执行委员。

1929年,“汉口佛教会”改名为“汉口佛教正信会”,王森甫任会长,设慈善团致力于慈善事业,曾捐献祖产承启堂基地,建立汉口佛教正信会居士道场。

1930年,陕西河南发生大灾荒,王森甫派遣救护队分赴灾区,拯救幼童近二百名,寄养在武汉地区的各寺院中,养教同举,这些人中后来很多颇有成就,为社会作出贡献。

1931年武汉大水灾,王森甫任水灾急赈专员。他指派佛教会众自江汉引舟,入救市民,免葬鱼腹。次年湖北钟祥县霍乱流行,王森甫亲自率队往救,成绩显著。

王森甫曾在汉口的日木三菱公司当过一段时间的经理,"五·卅"惨案发生后,愤然辞职,并与曾在日本公司任过职的同事一道,组织"经济绝交委员会","九·一八"事件后,改作为"反日会",努力置身于抗日救国运动。

王森甫主持汉口佛教会务十余年,接引信众数万人,资助武昌佛学院及各正信支会,恢复栖隐寺为女众丛林,重修庐山大林寺,接待印度泰戈尔和美国菩提会会长等佛教人士,推动中外佛教学术交流,是佛教界爱国大护法居士。1934年7月在汉口病逝,终年五十四岁。太虚法师致奠诵经,居士熊介祺挽词云“早年驰誉商场,中岁皈依佛国,从水火刀兵疾疫中广结善缘”。

王森甫去世后,与其兄一样,归葬故里,并与其兄同眠仙源水东六角冲。                                               


15、国军少将赵元龙的一家

赵元龙,原名德驹,字符龙,别号恬农, 1895年出生在仙源,兄弟排行老四,少年受父亲赵敬如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要求进步,崇尚新文化。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安徽陆军小学(在安庆),不久随父返乡而辍学,旋即返校复学。于民国元年(1912年)底毕业。民国初,曾随校师生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庆典,受到鼓舞,并由此热衷革命,奋力进取。民国2年6月不顾家庭阻挠和反对,撇下新婚不久的妻子罗氏,毅然从戎。民国3年(1914年)追随安徽都督柏文蔚,入安徽督军营,派驻寿州。是年秋被选送到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清河陆军中学)继续学业。后考入保定军校,民国6年(1917年)毕业。适逢北洋政府参战欧洲(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分发在参战军第一师录用。途中因欧洲战事告停而返回国内,参战军旋即改称为边防军,属段琪瑞部。民国8年(1919年)所部改编为山东第一混成旅。民国9年(1920年)投奔李景林的直隶第一师,授中校团副,后因军阀混战离开军队。当时赵元龙的不少同学也因不满军阀混战而纷纷离开行伍,其中不少人流落南京,赵元龙便是其中之一。传说有一次他们在南京夫子庙闲逛,遇着一位算命先生。南京的人都说这位算命先生测算非常神灵,几个同学都想试试以解人生迷茫。先算了几个同学,算命先生都说是平庸之辈,没有一个出色的。几个同学不甘心,非要赵元龙算一下。本不相信的他被拗不过,同意报出自己的生辰八字让同学去代算,结果算命先生一算说:此人命运非同一般,只不过时运未到,再过一二年就会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民国14年(1925年)他和几个同学一道应广东黄埔军校之召赴任第四期战术教官。期间由邓演达、严重二人介绍参加国民党。民国15年(1926年)春奉调入叶剑英率新编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第六团任中校参谋,后因故解职。民国16年(1927年)春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教,是年夏到南京李宗仁所率国民党第七军教导团任教,后因病停职并返乡休养。期间曾出面为太平县斡旋路过国民党要军饷事件,使索要大洋2万元降至3千元,保护了家乡的安宁。康复后于民国17年(1928年)经友人介绍至贺耀祖、叶开鑫率国民党第四十军、四十四军军官讲习所任教,后随该所并入南京中央军校(时张治中任教育长)任教达十年之久。在任教期间,他还考入陆军大学修业三年。

抗日战争爆发,赵元龙随军校西迁至武汉,适军校要在西安开办第七分校,赵德驹被授以军事总教官之职,并令率二十余名教官赴西安办学。民国27年(1938年)以资历晋升国民党军少将军衔,民国28年(1939年)调甘肃兰州国民党西北训练团任高级教官,后任办公室主任。民国30年(1941年)调甘肃武威国民党军第九军任参谋长,后与军长不合而辞职。辞职后在甘州买园兴菜,又适国民党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开赴新疆,总司令李铁军委以高级参谋兼副参谋长之职,遂随军进入新疆,先驻哈密、后移迪化(乌鲁木齐)。民国33年(1944年)转入国民党胡宗南部,因与胡不合,屡次辞职而不允。抗战胜利后,乘蒋介石搞假和谈、假裁军之机坚辞退役,排除阻挠,转辗新疆,于民国34年(1945年)底携家眷自甘州经河南返回家乡。返乡后于仙源城外的麻川河边开办水碓营生,并栽竹种树,养花兴菜,怡然自乐。时国民党军队曾几次派人来请都被坚辞拒绝,表现了坚强的反蒋反内战的决心。

赵元龙的父亲赵敬如,原名大宾,后改名瑸,敬如是他的字,别号镜舆。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幼年聪颖,曾受过其父的精心指教。因其父在龙王山麓设馆执教,少年时期基本上在那里度过。咸同战乱中曾避难汉口并当学徒经商。同治三年(1864年)返回太平,并考中秀才,时年才16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参加乡试不能如意,五六次以后,赵敬如已过不惑之年了,他心灰意冷,只得设馆执教,不再角逐名场。后来纳捐补得贡生。虽得贡生,读书做官仍是无望,一气之下弃书务农,结茅龙王山下,所居之处取名曰“浮园”,日以莳花植树为乐。浮园因近浮溪而名,又暗合赵敬如“苟全性命、度此浮生”之心意。但他内心仍留意天下事,认为自戊戌变法以后“欧化东渐、西学日倡”,便奋力研究西学,悉心格物数理,及时摒弃了八股文。在浮园首次引进除虫菊进行栽培,并获得了可观收入。利用闲暇,他手订多种著述,有《浮园算草》、《务考数草》、《卜葬谈原》等书,其中最出名的书是《蚕桑说》,得到前任知县、当时已升为知府的黄家杰及芜湖道观察袁爽秋的赏识而刊行于世。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旅汉商人胡耀堂筹集资金在仙源南门五马坊创办从新社初等小学堂,赵敬如受聘出任校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仙源书院改办仙源高等小学堂,赵敬如又应聘出任校长,开太平县新式文化教育之先声。由于学堂经费不足,他在一年后辞聘。此后的一段岁月里,赵敬如曾携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受聘出任江苏千仓学堂、两江法政学堂以及上江公学的教员,教授文、理、法、史等科知识,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在任教南京两江法政学堂的时期,赵敬如接触到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宣统元年(1909年)是他的花甲之年,他决意送两个儿子赵德健和赵德驹考入安徽陆军小学,另一个儿子赵通就读江南海军学校,认为今后世界“唯海陆军人创造”。

时隔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在这场暴风雨中,他由于年逾花甲,只好辞教,挈家返归故里。他错误的选择了勇退隐居,并遗憾地住进了时事不通、信息闭塞的龙王山浮园故居。

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他认为时局已定,他应太平县知事汪镜笑(号荣斋)之请,先后担任财政和教育两科科长。不久仍归浮园,一心经营山事。这时赵敬如又有一种预感,认为“天下从此无宁日,逞强权终无善果”,力阻两个已从陆军小学毕业想继续深造的儿子,不想他们积极名场。其原因主要是又爆发了“二次革命”,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年老的赵敬如已无法预测中国的未来了,而转向“实业树名”。民国4年(1915年),他老当益壮,应县长之请去创办“太平县乙种商业学校”,并创设“太平县农业试验场”,努力培养太平县的商业人才和推动太平县农业发展。在几年的农业场经理中,赵敬如始终保持文人君子的名节,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清廉。他的三个儿子不同程度受到他的进步思想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影响,除第五子赵通早逝外,第三子赵德健、第四子赵德驹均积极投身革命。

“人生七十古来稀”,古稀之年的赵敬如于民国8年(1919年)再次遁迹龙王山下的浮园,他杜门学佛,品茶吟诗。在山居的最后四年多时间里,他曾将自己的诗作编辑成册。不惜钱财订阅报刊,关心时事,喜在家人中论道天下大势,称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潮流“趋重人民,必至大同”,说“天假我以十年,或能一观”。但又认为“武力政策终归失败”、“尤不愿尔曹有所树勋”、“应当注意学业,我无须求人而人自求我”。如此等等,或许是当时的一个山野之民对立身处世最难得的明白见解。民国9年(1920年),他不顾年老体衰,到四儿子赵德驹在山东任职军队的驻地、汉口等地采风,并作日记云:“吾年七十有余矣,然此行犹增吾见识不少也”。他明白了“值此兵燹炮火之余,文化竞争之际”,社会进步是多么不容易,但是他看到了进步,看到了希望,他带着欣喜和满足回到浮园。过了不到二年,即1923年,赵敬如在浮园永远闭上了双眼,享年75岁。

赵元龙的兄长赵德健,字南山,兄弟排行老三,清宣统元年与赵元龙一道考入安徽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成功后,亦曾随学校师生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庆典,受到革命鼓舞,决心投身革命。民国3年(1914年)追随柏文蔚入安徽督军营,同赵德驹一道被派驻寿州,不久,亦被选送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入校后不久染病,被迫中止学业,返回太平,在浮园养病。病愈后继续学业,并考入北京讲武学堂。其后由于受二次革命以及直奉军阀混战,又返回太平,在浮园务农兼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其弟赵德驹调至西安开办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被聘前往并任少校地理教官。二年后赵德驹调至兰州,赵德健仍留在西安分校直至抗战胜利。由于赵德健生性耿介,不断受到排斥,一直得不到晋升。1946年内战爆发,他决心弃教返回故里,亦表现出反对内战,不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的辛亥遗风。

赵元龙在建国后,遭受三次冤狱:一是1950年在土地改革中被判刑5年;二是1958年反右中被判管制3年;三是文革中受多次抄家和揪斗,1966年遭拘押三个月,1972年因被诬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后一次于1976年2月提前释放。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落实统战政策使他于老耄之年获得了新生。1980年经法院重新审定,三次原判均属冤假错案,予以撤销,并宣布无罪。1980年7月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员,给予每月45元的生活费,使孤身一人他得以颐养天年。1980年1月被聘为太平县政协筹备委员会成员。1982年3月被选为太平县政协委员并任常委。1992年病逝于仙源家中。享年97岁。


16、心理学家胡寄南

胡寄南,祖籍仙源城南胡家,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是我国当代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华裔荣誉教授江绍伦,称他是“杰出的心理学家和师表、现代心理学宗师”。

胡寄南祖父母因为太平军战乱而迁徙上海,胡寄南于1905年11月18日在上海出生。当时祖父已去世,家境十分清苦,小时候主要是依靠双目失明的祖母抚养,从小培养了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勤奋读书,兴趣广泛,刚满16岁,只身上北京求学。不久他又回到上海,考进复旦大学首届心理学系。1925年毕业,取得学士学位。紧接着,考入了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心理学专业,1930年取得硕士学位,很快又转入芝加哥大学,1934年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浙江、暨南、中央、复旦等大学担任教学任务。新中国成立后,除了1958~1962年调入中央教科所工作并兼北师大教授外,一直都在华东师范大学。

寄南毕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善于思考,治学严谨,在生理心理、实验心理、社会心理等方面造诣极其深厚,形成了一整套心理学基本理论体系,直接受他指导、培养的心理理论和实践研究人员有近万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心理学卷》主编,《英汉大词典》心理学词目编译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普通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心理学实验室及条件反射实验室主任。建国后,他对心理学上的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如下新的观点和见解:⑴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生物科学即人的科学;它既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⑵内省的自我分析法,乃是研究人的心理的基本方法;⑶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人的心理变化发展的动力;⑷信息的本质是从物质到精神,又从精神到物质的转化物;⑸人的意识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以思维和语言为核心的认识,性感和意志的统一的心理活动;⑹个性是一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意识活动的动力组织系统,等等。1987年被美国国际人际关系实验训练学会授予永久荣誉会员称号。

寄南著作颇丰,学林出版社出版《胡寄南心理学文选》,收集了他从1922-1985年的主要著作;1989年修订再版,是我国心理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外,校译的书籍有:英国斯蒂芬·F·梅森的《自然科学史》,奥地利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西方心理学家文选》、《荣格分析心理学》、《阿林勒个人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10余部。

1989年11月20日上午8:35,寄南与世长辞,享年84岁。华师大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国各著名大学,加、美、英、法等多国世界著名大学都发来唁电,痛失一代心理学宗师。华师大给他的嵌名哀挽长联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人格,总结了他的一生:

人生若寄名利轻于鸿毛两袖清风归时遗憾少;

吾道其南事业重于泰山光明磊落身后教泽长。


17、曾任省政协副主席的孙宗溶

孙宗溶,仙源岘村人, 1916年2月17日出生于芜湖。祖父孙三水曾在芜湖经商,父亲孙培根(又名本立)在芜湖、上海做过店员,在芜湖开设过商号。抗日战争爆发,他们回到岘村居住。孙宗溶少年时代就读于宣城皖南中学和宣城高级师范学校读书。1937年12月,由于日军大举进攻宣城,学校被迫解散。宗溶与朱传德等四位同学一起流亡到安庆、武汉。后经人介绍于1938年3月初,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在中共皖南特委青年部任干事。11月,担任苏、浙、皖、赣民宣总队宣传部长。1939年4月,皖南特委派宗溶和罗白桦去宣城开辟党的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在宣城东南部的8个乡镇中建立了农、青、妇等抗敌协会,发展中共党员并恢复中共宣城党组织。至1940年12月奉命调回特委。皖南事变前夕,孙宗溶赵旌德,兼任南(陵)、芜(湖)、宣(城)中心县委书记,接着事变发生。旌德的环境也紧张起来。他和胡明、洪琪一起在地方党员掩护下,在王家庄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居住了3个月。3月下旬,他去泾、旌、太交界的樵山地区,在太平县委书记洪林的陪同下,和在“皖南事变”战斗中失散的军队干部李志高、谢忠良、马长炎、陈仁洪、汤汉林等七、八十个人取得了联系,协助他们研究突围计划,并派交通员打通与已突围到江北的李步新取得联系,由李步新派人在繁昌江边接应,使他们安全突围到了江北。

1941年4月,孙宗溶被派往南、芜、宣地区开展工作。1942年春,回到皖南特委驻地——江北无为县白茆州,仍任特委委员,兼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43年春,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给予表扬。同年10月,在华中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历时一年。1945年1月,任芜南区地县委书记,南芜总队政委。经过9个月的艰苦斗争,建立了游击大队,成立了总队。部队从20余人枪,发展到400余人枪。敌后游击区扩大到南陵东北部和芜湖全境。向东前进到当涂、宣城北部。8月间,与苏浙新四军九支队在宣城水阳会师,胜利完成了皖南与苏南打成一片的战略任务。9月间,奉命随苏南部队渡江北撤,于淮阴与新四军七师部队会师。又至山东临沂任新四军七师随营学校训练处副处长,负责政治文化教育,后任新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1947年4月,回到皖南敌后游击区任皖南地委委员,协助地委书记胡明。1948年1月初,国民党六十三师“清剿”地委机关驻地樵山村时,孙宗溶坚持留在樵山,指导樵山以北及沿江地区党的工作,坚持反“清剿”斗争。月底,孙宗溶协助泾(县)、青(阳)、南(陵)县委和部队从太平县小河里突围到泾县、青阳一带活动,粉碎了国民党六十三师的“清剿”。2月间,到泾、旌、南、宣县委进行反“清剿”斗争,在涌溪等地活动了两个月。4月,从地委参加会议后回到太平的龙门山区,组建起交通联络站,并率领泾、青、南的三连和太、石的一连到太石地区进行休整。

1948年8月,孙宗溶兼任沿江工委书记,沿江支队政委,为迎接大军渡江,积极开展大量的准备工作。到1949年3月,在沿江支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影响和支持下,皖南沿江地区的游击斗争也普遍开展,铜、繁一带的游击队可以一直活动到江边。1949年4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二十七军派遣渡江先遣大队过江,在沿江支队和繁昌、铜陵、南陵游击队配合下,得到安全隐蔽,胜利完成了敌后侦察任务。4月20日夜,先遣大队与铜、繁游击队紧密配合,在铜、繁江边从敌人侧后进行袭击。游击队到处剪断了敌军的电话线,打乱了敌人的指挥阵地,沿江支队主力在南陵一线相机行动,互相配合,4月23日,沿江支队在解放军尚未到达泾县之前,一举打下了泾县县城,迫使县长俞步祺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大军渡江。

建国后,池宗溶被选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安徽省政协第一届委员。先后提任皖南、芜(湖)、当(涂)地委第二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芜湖市委副书记、合肥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人委副秘书长,省石油化工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安徽日报》社党组书记。1983年,被选为安徽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86年3月离休,离休后担任安徽省政协老年委员联谊会副会长。2005年逝世,享年90岁。


18、投身革命宣传事业的赵节

赵节,原名德欧,参加革命后改名赵节,笔名汤扬、劫士。民国6年(1917)2月26日出生于仙源城内。青年时期立志投身革命,抗战前夕,同几位进步青年参加黄诚举办的抗日救亡训练班学习,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后来和崔思权、项昆、李钟英等人创办《星火周报》,撰写发刊词,为组织《星火社》起草章程,团结进步青年,宣传抗日道理。民国27年5月,由黄诚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同其它入党的党员创建太平县抗战时期第一个中共支部。不久,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太平县特种工作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任太平区委委员,太(平)、石(埭)、旌(德)中心县委常委。

1939年秋,赵节被调去中共皖南特委党训班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到新四军军部的东南局、皖南特委合设的皖南民众总动员会任宣教科员。年底,赵节被调编在一个小队,向铜(陵)、繁(昌)地区敌后进发。夜间大雪纷飞,赵节身背被包,率领同志们冲过几道敌伪封锁线,偷渡长江,胜利到达巢(县)、无(为)抗日根据地——无为县江边的白茆洲。赵先后任巢(县)北县委宣传部长兼游击队支部书记,无为县北茆乡支书兼中心学校校长。1941年8月,赵节任《新无为报》编辑部主任兼政治指导员。1942—1946年5月任《大江报》(新四军第七师、中共皖江区党委机关报)编辑部主任及舒、芜、庐、铜地区抗日文艺方面领导,后任《华中新华日报》编辑。1947年2月至8月任大连关东通讯社总编辑,关东《大众日报》副刊负责人。1947年11月,任大连关东通讯社总编辑,副社长、代社长,《大连日报》总编辑。1948年11月,他为纪念《大连日报》创刊三周年撰写的社论《向城市的办报方向迈进》中,提出新解放城市在新形势下办报的一些见解,提出如何适应新局面办好大城市报纸的设想,如扩大报道面,适应不同层次读者对象要求的需要,活跃版面等。1949年5月,调至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副总编辑。1953年调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部主任。后任对外部(现国际台)副主任兼华侨部主任。1956年9月—1957年11月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期间,不幸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不久调回,在资料室当资料员,利用业务时间编写《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为广播事业留下宝贵的资料。赵节一向重视科学技术文化,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提出国家要富强,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认为要建设一个文明的国家,必须重视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提倡不做“空头政治家”。

1978年,组织上为赵节平反,恢复党籍和工资级别,1982年12月离休,1992年2月6日逝世,终年75岁,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有“历尽坎坷,矢志不移,光明磊落,一身正气”16个字。